我從小就有這個疤痕。老實說，我真的不記得它在甚麼時候或如何導致的，我從來沒有太在意它，因它也不太明顯。
大約在九歲左右，我才第一次意識到此疤痕。我記得從新加坡搬到香港幾個月後，第一次和姐姐去遊樂場。我們注意到有另外兩兄妹在玩耍，本能地想問他們是否願意和我們一起玩。「你去問他們要不要一起玩吧？」姐姐很自然地這樣問我，因為我通常比較主動。可是這次我卻意識到我的傷疤，下意識地伸手去掩蓋它。我搖了搖頭，腸子翻騰，麻痛從指尖傳遍全身，掌心冒汗。姐姐明顯帶著沮喪說：「我不知道你這麼害羞。」我完全可以理解她的反應，因我從來不介意與陌生人交談。然而，自卑感蒙蔽了我的思維，我無法擺脫它。後來還是由姐姐主動上前表明，最終我們四人一起玩。
開學那天，所有學生都在籃球場上排隊，揚聲器傳出指令，大家有條不紊地向操場的另一邊移動。我和姐姐聽不懂，於是走向發出指令的老師。姐姐用普通話問：「對不起，我們聽不懂廣東話。請問我們應該去哪裡呢？」老師很理解，就把我們帶到該前往的地方，原來早上是在教堂大廳集合舉行晨會。
之後我們被帶到班房，坐在班主任旁邊。老師說的話聽不懂，只能靠猜的，緊接著老師介紹我和姐姐為轉學生，因為大家突然盯著我們，我感覺我的疤痕就像在聚光燈下，人人清楚可看。值得慶幸的是，疤痕並沒有成為我日後融入群體的障礙。我與同學們很快就建立起了友誼，也慢慢地學會了當地語言。我事後才知道，疤痕只引起了同學們的興趣，而不是排斥。不過，我只希望融入群體而不突出。
開始上高中時，我已能使用流利的廣東話，留起瀏海、戴上新的厚框眼鏡試圖掩藏疤痕，也逐漸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認同。但是，也許是瀏海引起過敏，疤痕不時地癢。但我別無他法，只能安慰自己它只是間歇性發癢，忍一忍就過去了。
高中畢業後，舉家搬到了台灣。後來，我到美國上大學，我雖擁有美國護照，但從未在美國生活過。在大一的一次團契聚會上，因為那裡的人讓我有安全感，所以疤痕一癢我就去抓，卻第一次感覺很痛，這令我困惑。小組朋友問我是甚麼導致疼痛？搜索枯腸一番，我隱約記起，還在高中的時候，在一次活動中，父親宣布他決定辭去領導職務時，一位女士向我走來，看著我，開玩笑地說：「你把你爸爸從我們身邊帶走。」然後戳了戳我的傷疤。我感到難過和困惑。
當我重溫這段記憶時，我意識到現在所經歷的疼痛和當年那位女士戳我的傷疤時一樣。由於沒有辦法改變過去，我只能逆來順受，希望疼痛會逐漸消失。
新冠肺炎在我大四的下學期來襲。當我畢業時，需要選擇是繼續留在美國或回台灣與父母共同生活。由於疫情大流行，待在一個地方似乎比兩地來回更安全。我選擇了回台灣，卻發現父母已經決定從台灣搬往香港。我崩潰了，因為這意味著另一個過渡和調整期，這絕對會導致我的疤痕發癢。但我最終還是決定回到亞洲與父母團聚，一起搬到香港。
到達香港後，我的疤痕出現撕裂，嚴重發炎，痛得我徹夜難眠，經常是帶淚入睡。每回想到由於頻繁搬遷以致老友不在身邊而新朋友也終將道別，我都會很痛苦，而唯一感同身受的姐姐，卻遠在地球另一端。最難過的莫過於發現，我痛苦的根源是別人的審美觀。
我無法改變我有疤痕的這個事實，它是我的一部分。心裡的掙扎可以慢慢克服，並選擇從傷害中治癒，但疤痕永遠不會完全消失。在我心態好的時候，我甚至會忘記疤痕的存在。但每當意識到不管我在哪一個國家，都永遠沒有歸屬感，我永遠都會是初來乍到者，永遠不會完全屬於某個地方，我總是必須努力結交新朋友或保持舊友誼，痛苦又會重現。還是很痛。我無法改變我是TCK（第三文化孩子）的事實，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然而，我與上帝的關係成為癒合我傷口的針，在我痛苦時編織出我的勇氣。祂醫治我的傷痛，祂多次親自修補破碎的我。祂是我痛苦時的的良藥，儘管我知道疤痕有一天會再出現，但我帶著希望也知道終有結束的一天。
我不討厭我的疤痕，也不愛它。相反，我學會了單純地接受它是我的一部分。
「祂從高天伸抓住我，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。」（詩篇十八16）
出自萬族萬民 108期 (2023.4)
作者：
小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