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上大概很少有第二個民族，像華人這樣擁有那麼多不同版本的聖經。景教和天主教傳教士在華傳播期間，便已做了諸多譯經的嘗試。首位新教宣教士馬禮遜（Robert Morrison）來華後近一個世紀的時間，不斷有針對不同地區和階層的中文聖經推出，以至於到了1890年上海宣教大會期間，大家一致認為需要各界公認的「通用譯本」，這一決議造就了迄今為止最受歡迎、流傳最廣的《官話和合譯本》。在國語運動興起之前，白話文尚無官方標準可作參考，要具有「淺白而不粗俗」的理想文風談何容易，因此譯經同工的人選便成了關鍵。
內地會作為在華最大的差會，自然會被提名。鮑康寧教士（Frederick W. Baller，1852-1922）原本就名列執行委員會委員，十年內收到三次邀請參與官話和合本的修訂，但因種種原因一辭再辭。最初，仲家語聖經（chung-chia，即今天貴州布依族的方言譯本）的翻譯者陳教士（Samuel R. Clarke）願意代他參與，但因為陳教士遠在貴州服事，很難堅持參加譯經會議。
鮑康寧這位公認的內地會漢學專家於1873年來到中國，在短短兩個月的「海上學校」（指搭船來中國的航程），便學會用簡單漢語進行日常對話，也已經可以閱讀中文約翰福音第一章，並背下三首中文詩歌。當內地會在1880年代末成立培訓宣教士的語言學校時，鮑康寧出任安慶男校的首任校長，一做就是八年。1900年，鮑康寧完成《英漢字典》（An Anglo-Chinese Dictionary）的編撰工作，終於就任官話和合本修訂委員會的幹事，並與狄考文（Calvin W. Mateer）和富善（Chauncey Goodrich）兩位先賢組成了新約翻譯的核心。這三位都編撰過官話教材，並稱「白話運動先驅」也不為過。經過中西同工三十年的努力，1918年12月31日那一天，鮑康寧親手簽署了官話和合本送進印刷所前的最後一份確認單，那時他已經長達21年沒有返國述職了，但為了這本聖經的順利付梓，他一直堅持到最後一天才計畫休假。
一百多年的普及與沉澱，《官話和合譯本》早已成為整個中國教會的「集體記憶」，向「四代同堂」的華語群體闡述道成肉身的奧祕。歷史是不能割斷的，和合本並非橫空出世，而是建立在近百年的嘗試與經驗上。戴德生妹妹的次子、內地會的宣教士海恩波（Marshall Broomhall）曾梳理過各種中文譯本之間的淵源（註1）：
1919 年《官話和合譯本》的底本是1878年合印的《北京官話譯本》，而《北京官話譯本》是參照1857年麥都思的「南京官話版」，麥都思版的底本又是1854年出版的文言風格的《委辦譯本》，《委辦譯本》的定調可以追溯到1823年出版的《馬禮遜譯本》，而早期新教宣教士的版本，又是借鑒了更早的天主教傳教士的手抄本。
由於語言的變化性和社群的多元化，聖經翻譯從來不是一勞永逸。每一次對中文聖經的重譯和修訂的過程，都是自「上帝說漢語以來」對基督教真理的再發現。
官話和合本也可以說是中文譯經史上的分水嶺。和合本之前的版本，以西方宣教士為主導；和合本之後的版本，以華人牧者和學者為主導。而官話和合本的修訂過程，則比較注重中西之間的協作和配搭。這一譯本的成 功修訂，一定得益於那些年間中西譯者集體住在大四合院裡的「零距離磨合」。聖經得以以統一的面貌在神州大地上通行，殊為不易：西方宣教士團體需要應對宗派分歧、神學爭端、英美差異、三大聖經公會的偏好等種種張力，而中國同工則需要協調譯經原則、行文風格、方言差異方面的問題。雖然按照當時慣例，華人同工仍被稱為「中國助手」或「中國教師」，但按照鮑教士的記載，他們在分工協作中起到很多決定性的作用。尤其在修訂舊約階段，中西同工擁有同樣的投票權，甚至可以投票否決宣教士的譯法。
鮑康寧教士當年談及官話和合本的價值時曾說：「從尼希米的時代開始，對聖經的『再發現』就意味著信仰的復興。」（註2） 激勵他們當年精益求精、孜孜不倦「譯經」的，正是這樣對神話語的信心。盼望教會中許多旨在促進對神的話語更多研讀和認識的翻譯事工，秉承同樣的信心，繼續未了的事奉
註1 這本書由蔡錦圖博士譯成中文，以《道在神州：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流傳》的書名，由國際聖經協會於2000年出版。
註2 “Interview with the Rev. F. W. Baller- No.2,” China’s Millions, Australasian Edition, May 1919, p. 39.
作者：亦文
